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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中“大泥坑”的象征意味与结构功能
时间:2016/1/12   来源: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李军 杨瑾
“大泥坑”所隐喻的是传统生活中“一切没落的征象”,更多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历史强加于呼兰人的一种“精神磨难”。本文重点研究“大泥坑”的象征意义,以及如何将两大主线上的人和事连贯起来,形成了显隐结构相对照乃至对话的意义空间,其中不时流露出浓郁的乡愁和更具“散文诗化”的复杂韵味。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摘      要:“大泥坑”所隐喻的是传统生活中“一切没落的征象”,更多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历史强加于呼兰人的一种“精神磨难”。本文重点研究“大泥坑”的象征意义,以及如何将两大主线上的人和事连贯起来,形成了显隐结构相对照乃至对话的意义空间,其中不时流露出浓郁的乡愁和更具“散文诗化”的复杂韵味。
关  键  词:基本特性;文化象征意味;艺术独创性;结构功能
 
只要读过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人,都会对其中“大泥坑”的描写留有一定的印象吧。它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描写,实在是这部小说之魂,如果没有它“潜龙”一般的精彩演绎,萧红的这部小说代表作,堪称是“碎片化的记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简直肤浅得如通常评论所说的那样,仅是作为“乡愁说”或“思想倒退说”的明证。然而,只要我们沉下心来,细细寻味它的潜在意蕴,以及它在整部小说的重要地位,就不难明辨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意味和结构功能。果真如此吗?还是先从文本的细读入手吧。
一、“大泥坑”的基本特性与文化象征意味
小说中那个当街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时常闹点儿乱子,请看下面这段文字:“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小说中还写到,就连天上“飞的燕子”、地上“奔跑的马儿”也难逃“被泥坑陷害”的命运。
(一)“大泥坑”的基本特性
这的确不是一个寻常的“大泥坑”,它表象黏黑实质瀙糊;乍一看漫无边际,细寻思则让人进退不得。如果深究其特性:第一,有着随机变化的不确定性,有时“像粥一样”,有时“好像小河似”的,如果碰到天不下雨,就会“一天一天地干下去”。第二,有着欺骗性和吞噬力,只要有生命的东西落上去,无论是大人、小孩儿,还是燕子、走马,就连蚊子、苍蝇也难逃被“粘住”的厄运,更可怕的是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终因难以挣脱而“被吞噬”。第三,有巨大的麻醉性和同化力。为何要这样说呢?小说中写道:“碰上车马倒在大泥坑中……一时热闹非凡,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被逐渐‘同化’了。”这恰好暗合了心理学上所说的“温水效应”现象:轻则让人难以自拔,重则导致人性的异化。其实“大泥坑”最具杀伤力的地方就在这巨大的“同化”力量。
(二)“大泥坑”的文化象征意味及其“场”效应
人们不禁要问,萧红为何要在《呼兰河传》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仅是为了抒发“乡愁”,还是当年的大泥坑给她留下太深的记忆?我想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绝非是她根本的写作缘由。何以见得呢?众所周知,大凡优秀的作家常常在看似平常的形象描写中寄予深意。简单地说,这种寓抽象的情感、观念于具体物象的手法,就叫象征。如果从“大泥坑”的文化象征义入手,去探寻《呼兰河传》的深刻意蕴,不难发现,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迹”既是呼兰小城一道道“人文景观”,其中又潜隐着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劣根性。
呼兰河人的文化习性普遍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这在“大泥坑”的围观现场得到了集中呈示。无论是一些袖手旁观的绅士,还是那些无妙计可施的老百姓,再就是居住在泥坑附近的人家,面对肆虐的“大泥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即使有人提一些设想,也是极不靠谱的:要么去拆人家的院墙,要么说种棵树好攀援着过去。以上各种表现,足以说明呼兰人已丧失了人的主体精神。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只能陷入一种停滞、苟安的生活状态,并沦为虚妄迷信和畸形道德的奴隶。
我们不得不追问,呼兰人的“灵性”去了哪里?这无疑要归咎于“大泥坑文化场”的复杂效应。“场”的本义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如引力场、磁场等,一旦与象征义关联,也就具有了另一层文化氛围的含义。简而言之,“大泥坑”就是呼兰人所依存的一种文化生态的象征,它以其长久不定的伪饰、牵制和同化力量凝结而成为一种因循敷衍又缜密牢固的文化氛围,最终让呼兰人难以挣脱,并沦为扼杀一切生命力的“帮凶”。以上分析,足以见证“大泥坑文化”的“场”效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泥坑文化”现象恰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二、“大泥坑”的结构功能
与《呼兰河传》的艺术独创性
“大泥坑”的首要结构功能,在于它与文中所采用的渲染、烘托、对比、暗示等表现手法相结合,再施以人物行动和象征性细节的穿插,而将“小团圆媳妇之死”“有二伯的不幸”和“冯歪嘴子的悲喜剧”这三个既独立又具有象征意味的不同的场景和典型的人物命运联系起来,以至于形成互为依托又和谐统一的“散文诗化”抒情乐章。
(一)围观群的“喧惑”力与泥坑文化氛围的渲染
先说“小团圆媳妇”这一章。故事开端先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把视野辐射到围观者的心态上。从“我”经不住众人的“喧惑”入手,以烘托“看”的魅惑性;再以“我”的实际观感与众人的虚妄心态形成对照:小团圆媳妇是个12岁的小姑娘,众人偏要说成“14岁”;“我”觉得她“怪好的”,众人却要“给她个下马威……”这里出现了多元视角和复合叙述者的声音:一是“我”的儿童视角,另一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同时伴随隐含作者的声音,此时“多声部”的声效出现了,“复调”主题就在这样的叙事“张力”中向前推进。
接着重点写围观者的声色情态,先用四个排比句式“有的主张”,再加上众说纷纭的情景以渲染气氛,如此一来,呈现的是十分“热闹”的场景,仿佛这本是老胡家的事,竟成了众人看“奇闻盛举”的一场狂欢。这种表现手法,在前后文中都有运用,比如前文一连用八个“有的说”句式,刻画“大泥坑”围观者的声色意态;后文中写众人围观冯歪嘴子一家时,也用到了类似的手法。不难发现,前后文中对围观者的描摹,无论是句法还是内在精神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显然不是作者的无意为之,而是一种精心设计。
如此说来,本是老胡一家的悲剧故事,却把叙事重点放在众人的围观情态上,这显然与“大泥坑”的文化象征义相关。文本正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才赋予了一系列人物、景象和一些细节的描述以表现性。
(二)奴隶性格的生成与泥坑文化的“场”效应
有二伯是全书中唯一被特写的人物,足见其重要性。文本从他的外形、性情、生活习性等方面展开描述,旨在刻画其精神状态和悲剧性格。开篇写他的“性情真古怪”:好面子、多禁忌,自轻自贱……他何以至此呢?纵观其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根本原因在于他身上的文化积淀。
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隐喻性。何以见得呢?有二伯有着自己的善良,“就是亏心事不敢做……一辈子没昧过良心”。即便如此,他也会无意中去“作弄”别人,比如在围观“小团圆媳妇”时,他说:“介年头是个啥年头,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在围观“冯歪嘴子一家”时他又说:“好好的一个姑娘,看上了一个磨坊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乃至在“我”的“荒凉”的家中,也会将他的奴隶价值观向外辐射。可见,如此卑微的人物都带有一定的倾轧性,那“大泥坑文化”的同化力是何等强大!
有二伯四处“看热闹”的行为喻示着“围观”现象的普遍性,他游走在看“跳大神”的现场,以及呼兰河更广阔的空间……这表明,“围观”已经成为呼兰人的生活方式之一。此外,他还起到了连贯“大泥坑”主线上人和事的作用,由于他与冯歪嘴子的交集,从而使得小说的两条象征性主线形成对照,乃至对抗的关系,最终使得文本叙事的内外结构相交织并形成相互对话的意义空间。
(三)个体命运的悲喜剧与“文化生死场”的结构张力
不难发现,冯歪嘴子这一人物身上有了悲喜命运的交集与分化:悲的是他的妻子最终在众人的“围观”下死于难产,他的生活状态依然是麻木不仁的;喜的是“他虽然也有悲哀”,但对儿子的信念终使他“笑了起来”,小说的叙述基调因此产生了“变奏”:文本一连用了七个“但是”转折句以突出他全然不顾及“人们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这反而让围观者“都莫名其妙了……别人都起了恐惧的心理”。不仅如此,他的质朴和坚忍的品格使得他的生命姿态也有了一种“庄严感”,这虽然有别于有二伯的品行描写。
作者为何要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褒贬参半之情?换个角度看,如果也像此前“小团圆媳妇”和有二伯的悲剧命运安排一样,那小说的中心题旨和叙事基调会怎样?一定像有些评论者认为的充满了悲观情调。其实,“冯歪嘴子的悲喜剧”与小说的显隐结构紧密关联。他的悲剧无疑暗示了“大泥坑文化”的牵制和倾轧力,给个体生命造成了无可抗拒的荒凉感;他的“喜剧”则预示了人的生命力与惰性文化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同时传达了作者对我们民族坚忍品格的敬意与希冀,这一点还可从小说结尾孩子那“微微地一咧嘴笑”的深情期待中得以佐证。再从文本叙事单元的内在机制去考察的话,不难发现,正是缘于个体悲喜命运的交集,才将“大泥坑”和“后花园”这两大主线上种种人和事所寄寓的象征义“聚合”起来,共同构成了“生“与“死”相对照,乃至对抗的意义空间,并形成了潜在的结构张力,由此火烧云与乌鸦等象征性意象才同时交替出现在同一场景中,所彰显的则是一幅幅“文化生死场”的图景,作者所批判、所期待的指向性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冯歪嘴子的悲喜命运不仅影响小说多重意蕴的表达,还关涉小说叙述基调的“变奏”和显隐结构的“聚合”。总之,《呼兰河传》中象征手法时而浓墨重彩般渲染,时而似惊鸿一瞥地点染……它们使得文本内在的叙述机制前后贯通,自成一种参差呼应、纵横捭阖的精妙格局,从而让“大泥坑”的象征意味和小说的“复调”主题得到了极好展示;此外,抒情性的叙述笔调也为小说的“散文诗化”风格增添了独特的美感基石。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J].萧红文集:第2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2]鲁迅.生死场·序[J].生死场[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皇甫晓涛.萧红现象[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5]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李军(1965—   ),女,硕士,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文教育与研究。
杨瑾(1965—   ),女,本科,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与研究。
[责任编辑    李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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